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转载)

  在法学史学家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更影响到此后二十年的社会发展进程。
  杨兆龙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的南京市首届人大会议上,杨兆龙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他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确保土改依法进行。没料到,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他的建议大为不满,并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六法”,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法典《六法全书》。柯庆施的批评,至少是暗指杨兆龙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杨兆龙表面泰然自若,但暗地里感觉“形势变了”。然而,不久后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会晤,又让杨兆龙放下了悬着的心。在1950年6月的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正逢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去职,董必武决定直接调杨兆龙继任。
  董必武的高度重视,使得执掌学界牛耳的杨兆龙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仅仅两年后,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在这场运动中,旧司法运转体系、司法教育体系都被设定为必须摧毁的目标。
  从1952年暑假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改造”是新政权建立单一社会思想体系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人们被要求检讨所有“非马列主义、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对法学界人士来说,思想改造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不过杨兆龙侥幸过关了,原因仅仅是审查小组组长曾跟杨的工作有过交集,非常了解其“为人正直,曾帮助过大批我党同志脱困”。
  没等他喘过气来,与大批旧司法工作人员边缘化同步进行的高校法学院系调整紧接着开始了。这是1952年涉及全国3/4高校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取消或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学术”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同时大幅强化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工科院校。
  即便是这数量极少的法学教师,也已脱胎换骨。
  杨兆龙曾被许诺任华东政法学院研究部主任,但是这一允诺并未兑现。在赋闲一年多后,他最终被调到复旦大学教俄语,连这也是强制性的――他甚至不能选择自己更为擅长的英、法、德等语种。
  在1952年法学院系调整中几乎失语的旧中国法学精英,此后并非没有挣扎,机缘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这份严厉批评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报告,也为中国带来了一阵短暂的宽松政治氛围。而后,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还缺乏一套较完整的基本法规,普遍存在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的现象”。周恩来也在专题报告中称,对知识分子“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杨兆龙等一大批法学家,因此得以重回高校法律教育工作岗位。
  事态似乎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就在《新闻日报》于6月6日刊完杨兆龙文章后两天,6月8日,毛**亲笔撰写《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立即作为中央文件电发各地。批判文章随之铺天盖地袭向杨兆龙。同为法律学者的杨氏女婿陆锦璧回忆称,当时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肯定地说,只有马列主义法学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同时批评杨兆龙等老一辈法学家“借口法律的科学性、技术性以反对法律的政治性”,目的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杨兆龙更发现,面对媒体的大张挞伐,他甚至没有反击的平台。这一次,他再无侥幸,很快与许多同行乃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道,被打成了“右派”,1963年又被捕入狱,在押八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特赦才出狱,回原籍务农,至1979年去世。自己身陷囹圄之外,杨氏家人也广受牵连: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儿子杨定亚被判刑;他的爱人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女婿陆锦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海“劳改”,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赖当时青海高法院长认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20年。此间,遭祸的法律学人并不仅仅是杨兆龙,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位法学泰斗,杨兆龙的前任、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盛振为,先是被发配到苏州当地的一所初中教英语,不久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10年、流放甘肃、强制劳改,直到1980年代才平反。
  即便是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也被迫远离熟悉的专业,尚在讲坛上的,大多成了中学英语老师。于是,有人总结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东吴大学法学精英,“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
  此后,尽管中国仍然还存在着少数政法院校,但多年来讲授过的那些专业课程被彻底废止,而代以从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源而来的“苏联式法律教育”,从北京到华东再到西南,覆盖了全国仅存的六家法学院系,讲台上的教师,也换成了苏联专家和一些“资深老干部”。
  在法学史家们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
  陆锦璧重获自由后,对于1957年那些针对杨兆龙的批判文章如此点评:“为什么在废除旧法以后,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还是无力制定出国家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四部法典,‘哪怕是一部也拿也不出来’,而‘只能搞一些简单而又粗糙的条例和法令’?”
  直到40年后,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法学人才依然寥若晨星,以致于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大法官的人选,只能落到几位年逾八旬且都是留学欧美的“旧法学家”身上:首任倪征燠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次任李浩培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三任王铁崖教授,1937年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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